第二百四十七章 爱好和平的兵法模式

　　<!--go-->

　　虽然郭康这些年，一直在进行思考，试图归纳出军事发展的理论，但时间长了，他也渐渐放弃了。因为他觉得，强行归纳好像也没什么意义。

　　现实中的军制没有太多“先进”、“落后”，更多地只有“适合”、“不适合”。对作战结果的影响因素太多，强行划定一个“先进”标尺，是没什么意义的，甚至会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。

　　比如，同样是军官选拔制度，和承包制度同期，清朝的规则就“先进”得多。清军军官的主要来源，是行伍之间提拔和武举考试。其中，又以行伍出身、战功提拔为武职“正途”。普通士兵如果战绩出色，真的可以做到将军。而这在同时代欧洲的大部分地方，是几乎不可想象的。

　　勋贵子弟虽然存在，但远不如这二者多。相比人均买官、近乎全员都是拼爹老贵族的英军，怎么看都应该是清军更“先进”才对。

　　而且，就算清军腐败，提拔制度可能出问题，那也是在官僚制度下的腐败。英国人倒是根本不用考虑腐败概念——花钱买官本来就合法，整个军队也是外包的，贪污、行贿的概念都失去意义了。

　　所以，要是这么来分的话，那清军的组织才明显更先进。按理说应该是大清将士受先进制度激励，积极奋战，一举把英夷赶下海才对。但实际结果，大家都知道了……

　　而且，清军不止是面对洋人时，才这么不堪一击。这已经是老毛病了。

　　乾隆年间，山东清水教教主王伦率众起义。在临清县城附近，清军与义军遭遇。清军包括二百五十名德州八旗，二百五十名绿营兵，义军则由六七百人组成，主要是当地农民。

　　交战开始，清军试图展开两翼包抄，义军则分为三队，发起冲锋，一举将清军截成两段，清军随即溃散，战斗结束。

　　事后，清廷进行调查，发现250个旗丁中，阵亡46人，战后逃回来八十多人，其余的120人左右都不见了，估计是趁乱逃亡了；绿营250人，阵亡9人，战后逃回七八人，其余的230多人也都不见了。而按事后被捕的义军俘虏供述，他们那边认为，己方死亡十余人，杀死官兵五六十人。两边的数据是能对上的。

　　而这，还是乾隆年间，清朝尚且是强盛时期的水平。

　　到19世纪，就算是祖鲁人来打清朝，如果他们有英国舰队的机动性，赢几场都不是问题。当然，打完之后得赶紧走。毕竟这些人长得比较特殊，可能被村民误认为野怪，遭到剿灭……

　　清朝的档案记录非常多，保存数据十分丰富，又正好是个特殊的时代，导致出现了很多“魔幻”的现象，堪称刻板印象破除器。从这里不难发现，对战争的影响因素会有多么丰富。

　　所以，设定一个“近代性”或者“现代性”的概念，然后简单找几个定义，给符合定义的贴上一个“先进”的标签，并不是个靠谱的方法。强行往这些“先进性”上凑，也不见得靠谱，甚至可能造成反面的影响。

　　这个例子就更好找。

　　比如，在塞里斯兵法家看来，约束士兵，严肃军营环境，禁止娼妓出入，是纪律严明的标志之一，算得上“先进”了。

　　然而，法军在取消随军娼妇时，却有不少担忧和反对的声音。因为对法国军队来说，这并不能严格纪律，反而只会让士兵自行去军营外找乐子。不但增加了疾病风险，还破坏纪律性，乃至因为滋扰驻地妇女，与当地人发生矛盾。这么看来，就明显是得不偿失的。

　　所以，到底哪个先进，得看具体情况才能确定。

　　“不同文明的军队，情况差别太大了。”郭康最后只能说道：“我一直觉得，文明特质决定政治制度，政治制度决定军事制度。而在现有的军事制度之上，才是那些练兵、阵法之类的组成部分。而这些部分，也应该服从于更基本的特质和制度，包括当地的情况和技术的水平，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。”

　　“文明和政治，那些就太复杂了，我们就从最明显的地方开始说吧。”他举了个例子：“你既然看过兵书，应该知道，伊巴密浓达、伊菲克拉特斯、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这些人，了解早期军队的发展变化吧？”